古城记忆（二）

胡学正

1966年文化大革命来了，我们小学也根据上面的精神“停课闹革命”。当时一条虫一样什么都不懂，只会在大人边打呵声。只见大街上到处是穿着草绿色军装系着皮带戴着红卫兵袖章的人，袖章上印有什么“刺刀见红战斗队”、“只争朝夕造反司令部”、“毛泽东思想革命造反兵团”、“中南海警备司令部”、“井冈山造反兵团”、“鲁迅造反兵团”，后来还有什么“大中红司回县造反兵团”等等等等，蛮多名堂。我们看得眼热，邀了几个伙伴到万载中学去，在下面老祠堂里的天心旁边找到“刺刀见红”的办公室，想加入他们的组织，不料他们说我们是穿丫口裤的鼻人牯，毛都没长闹什么革命，被他们一口拒绝。

操！就不求卵来尿，你不让我参加我还不会自己搞啊！一气之下回到二小，大家商量说成立一个比他们更大的，就叫“红卫兵造反总司令部”，吓死他们！说干就干，筹备了两天，我们也戴起自己印制自己取名的红袖章（一年后我把几只红袖章连起来做了一条红短裤穿，不过，上面印字的黄油漆洗不掉，蹭在屁股上蛮不舒服），从学校拿来钢板纸张，刻钢板印传单，晚上钻到电影院前面人丛里，趁人不备，从怀里抓出一叠传单往空中撒去，红红绿绿的传单在人们头顶上飘，人们立时跳起来抢，抢到的就到灯光下看，一脸激动的样子。自然，这些传单都被人们带回去揩屁股了。

小学里的老师也有挨斗的，我同学辛某某当教师的母亲和另一个教我们算术叫龙琼枝的老师，就被人剃掉了半边头发，脖子上挂着写有地主婆、小姐的牌子，站在桌子上挨批斗，有些学生还向她们身上吐馋水、扔纸团。

当时，大字报铺天盖地，学前场（现在的政府广场）靠河的一边就有两排连在一起的大字报棚，里面贴满了大字报，内容无非是从京城、省城传过来的“革命”动态以及“走资派”的“劣迹和绯闻”。每天茶余饭后，大字报棚前都站满了人在那里看。有些人看着看着，由于观点不同，就在那里辩论起来，争得脸红脖子粗，手指脚划，只差没有打架。我们小孩子就在旁边看热闹，了不起打打呵声，倒也有趣。

我们也会到街上去贴大字报和写大幅标语，内容都是抄倒人家的。有一次，一个大人对我们说：告诉你们一条好标语，康生同志说，刘瑞某是个大叛徒！我们觉得很新鲜，立马在墙上糊上白纸，把这条标语写出来。落款当然是“二小红卫兵造反总司令部！”

1966年10月，红卫兵开始大串连。我们二小不少学生也吵着要去。学校被吵得没办法，大概是考虑到我们太小，不便远行，便答应带我们去仙源湘鄂赣革命根据地参观。我们也没想那么多，只要有走就做得。一天清早，我们两个班的学生在熊高华老师的带领下出发了。一路上跳跳蹦蹦，连走带跑，互相比赛看谁走得更快。经过大桥、赤兴四十里山，走明清古道，看“水滴石穿”，景致连绵，倒也不觉得很累。傍晚五点多钟我们到达仙源，当地老表看到我们小学生一天走了90来里，都对我们竖起大拇指表示夸赞。到了目的地我们才感到十分疲倦，一双脚感到嘚重，草草吃了点饭就在仙源学校里瞌觉。第二天起来就觉得一双脚回力了，可是无论怎样还得回家啊！我们互相鼓劲，咬着牙上路，走起路来就像婆婆仔一样，颤颤巍巍的，如果没有拐棍根本走不成路。好不容易走到赤兴Z字坳，熊高华老师见我实在走不动，看到一辆货车来了，赶快替我拦下来，把我抱上车，叮嘱司机把我送到家里。直至今天，我还十分感激熊老师和这位不知名司机。

1967年6月14日，不知何故，一大批农民从四方八围涌进城里来，人人手中都持有扁担。大街上、商店里甚至巷子里都是游来游去的人，听说是在找不同观点的人打。我自然不晓得啥子，只是在街上好奇地看着他们。在双虹桥头，我看到有人被推上肉砧挨斗，脖子上挂着牌子，没讲几句，便被人用扁担斫了下来。在县政府面前的篮球场里，我看到一个姓艾的裁缝，本来他就是一个瘸腿，被人左边推到右边，右边又推到左边，累得他在中间跳来跳去。我看得都不忍心。中午过后三、四点钟，进城的农民渐渐走了，商店角落里、电线杆的夹缝里到处都有丢弃的扁担，我便捡了一捆回家当柴烧。

一天，风闻萍乡的“老保”打万载来了，已经到了四里亭。这个消息很快传遍全城，街上的人匆匆跑回家，商店咣啷咣啷的赶快关上店门，街上一下子连个人影都没有，静悄悄的就像一座死城。我们一家人也缩在屋里，气都不敢出。过了许久，广播筒里通知来了，说是谣言，请大家恢复正常生活秩序。我们一颗悬着的心这才放了下来。

有一天，一伙持枪的人突然气势汹汹的闯到上街头来，其中三个人迅速登上了公安局大门对面老鲍家的楼上，在窗户上架起一挺机关枪，对准公安局。另一拨人手持盒子枪闯进了公安局，不知道他们去干什么。街上住的人都躲在家里，从门缝里往外眵，生怕他们会和公安局打起来。所幸没多久他们就出来走掉了。后来听说这伙人是“半边山游击队”的，也不知道是哪里的组织。

1967年8月25日，有个邻舍的小孩对我说，快去看，阳家祠面前蛮多拿枪的，不晓得去哪里打仗？我好奇地从梨花春巷子里跑过去，一出巷子，果然看得阳家祠堂面前场里排列着好多人，手里都拿着枪，头上戴着铁帽，不是解放军，都是工人和学生，有几个我都认得。隐隐约约听到他们说去打上高。我心里想，不是都解放了吗？怎么还要去打呢？过了两天，电影院那里开追悼会，原来是打上高时万载一个叫邓锦才的被打死了。出丧队伍游到上街头时，我还看到武装部政委王成安披麻戴孝，手里还拿着雪棒。我搞不懂这世道是咋么了？

1968年下半年开始，家家户户摆起了“忠字台”，一张桌子摊上红布，摆上毛主席像和毛主席的书，早、中、晚要餐敬，吃饭前要面向主席像表忠心，举起右手表情严肃地说：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祝林副主席身体健康！然后方可吃饭。上课时发言必须先在《毛主席语录》里选读一段“最高指示”。有些胆小的同学发言不大胆，就读“最高指示：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有的同学和某人有意见，就会读“最高指示：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有时往往弄得啼笑皆非，但是谁也不敢笑出来。

那时还兴起在胸前佩戴像章，多数是毛主席像章，有瓷器的有铜的有铁的有竹制的有塑料的有大的有小的，五花八门，千十万种。还有遵义、延安、井冈山等像章。还有抢像章的，见到有人佩戴新奇的像章，稍不注意就会被人抢走，往往把人家的褂子都扯破了。

若干年以后我才懂得“文化大革命”是一场动乱，对于我们学生来说，耽误了学习耽误了青春。

（待续）

作者：胡学正

来源：万载文旅

编辑：李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