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祖籍在奉新赤岸镇下坑村，解放前我祖父就到万载来做木工了。听我母亲回忆，1950年8月，祖父和我父亲因找不到事做，便带着全家人回老家谋生。那时候也没有客车，便用七斗米请了一个车夫，推着一部高车仔（独轮车），一边坐着我祖母，一边坐着我娘抱着才一岁多的我哥，祖父和我舅公及我父亲脚走，三百多里路整整走了一个礼拜，在路上住了几夜才到老家，可怜祖父、舅公和我父亲三人走得满脚都是火子泡。
由于水土不服，在老家那里父亲不久就生疮，烂的不堪入目。好在有个本家懂医，千方百计为我父亲诊治抓药才捡回一条命。第二年，父母觉得在老家也好不到哪里去，既不会种田，又很少有人请做事，难以寻到饭吃。一商量就返回到我娘的老家万载白良枫树下，母亲一边带小孩，一边做点土里的事。父亲则出去做木工，帮人做屋架、砻棺材。勉勉强强才生活下去。
第二年的一天，父亲原来在万载木业社的两个伙计找到白良来，说他们在三兴做粮库缺少人手，叫我父亲回去一起做，父亲二话没说就同意了。自此，我们一家又从白良搬回了万载街上，父亲也就又重新成了万载建筑公司的工人。
我家在上街头住的时间最久，从1966年到1997年，住了31年。母亲共生育了五男六女，其中我姐1958年六岁那年因种麻（天花）不治而不幸夭折，成为我父母心中永久的痛。父亲于1991年因脑溢血不治驾鹤归西。而我二弟又于2002年因心肌梗塞突发身亡，年仅34岁。母亲老年丧子，一夜间满头飘雪。
母亲目不识丁，嫁给我父亲后除了生儿育女，料理家务，吃惯了苦的她，为了帮衬家里，还要去做小工。建筑公司的小工都是挺累的力气活，那时候没什么机械，多数都是靠手工，拌沙浆、担混凝土、担烟砖、担沙浆都是靠人力。母亲矮矮的个子，瘦弱的身躯，硬是咬着牙挺起腰板一天一身汗地早出晚归，收工回家还要做饭洗衣服。后来公司成立了妇女卸车组，母亲自然不甘拉下，也成了卸车组的一员。其时卸车的活更累，卸石灰、卸水泥、卸碎石、卸块石、卸烟砖等等，都是重体力活，上百斤一包的水泥也得背起来，我常常担心母亲那孱弱的身子怎么能承受得起？
也是那来自农村的根骨和意识，陪伴了母亲一世的辛劳，直到2018年青石甲拆迁住到龙湖佳园之前，86岁的母亲也不肯闲着，十几年一直在房前屋后及食品厂废墟上种菜，番薯、蚕豆、豌豆、松菜、莴笋、辣椒、大蒜、小葱、牙牙菜等等四季不断，就连瓦屋顶上，都结了满屋顶的佛手瓜。除了自己吃的，隔三差五还要送给我们这些儿女。不但如此，母亲还养了十来只兔子，常常和邻居到栈下、多江、高车等地去捡稻穗、打兔草。兔子养大了，除了平时送给儿女、孙辈吃，逢年过节的时候，儿孙们围拢来肯定要炖上一大盆，美美地吃几天。
我们不让她劳累都劝她不要种了不要养了，但她总是说蔬菜这么贵，兔子也二十来元一斤，能省一点是一点。自己种的没打农药吃起来放心。再说劳动一下身体更舒服，光是坐在屋里还容易生病。
我们这些儿女无话可说了，只能在空闲时尽量往母亲那里跑，帮她提水淋菜、挖地，收获作物回家。
但愿母亲健康长寿，陪伴儿孙百年！
我读初中以后，每到星期天或放假，除了斫柴就是做小工。我虽然个子小，做小工也能拿到一元钱一天。有一次，化肥厂浇灌混凝土气柜，我跟着大人一起连续做了两天两夜，用铁制撮斗端混凝土，几十个人排在之字形的脚手架上，每个人之间间隔一定的距离，你传给我我传给他，最终由顶上的工人倒到模型里去。我人小力气也小，但也不敢中断，在脚手架上跑上跑下，端不起就把撮斗靠在胸前，一身上下都是水泥浆，一双手也被泥浆泡得皱皱巴巴的。而振动器嘤嘤嗡嗡的总是不停地在耳边响，满脑袋里全部是这种烦人的噪声，人都觉得快要疯了。短暂的吃饭时间到了，我又累又困，窝在一个角落里只想睡觉，父亲打来饭叫我吃，我浑身燥热，脑袋就像要炸开一样根本不想吃。父亲心疼地摩挲着我的头，轻轻地说坚持一下，快要完工了。以后再也不做这种加班了。我鼻子一酸，眼泪潸潸地流了下来。但我也没有哭出声来，起来吃完饭，还是接着去做。
在化肥厂还砸过石子，就是把大石头砸成鸡蛋大，用来打混凝土。工地上论多少钱一个立方。一不小心就会砸到手，疼的人捻着手直流眼泪。有时候把手指头砸出了血，贴上胶布还要继续砸。后来有人想了一个办法，做一个像手持放大镜那样的铁皮环，把石头套在中间砸，就不会砸到手了。
化肥厂后面就是大河，河里也有不少黄石牯或白石头，白石头更松，好砸。我们常常要到河里去捡，倒为公司里省了一大笔买石头的钱。河坎边有一处泉水井，井水很是清凉，井里飘动着嫩绿的丝草。由于旁边有田，井里还可看到一条条小鱼和蚂蝗在丝草中游来游去。炎炎夏日，我们挑着石头从这里经过，总要停下来喝口水歇一肩。可是，有一次我疑心自己不小心喝进了一条蚂蝗，咔又咔不出来，闹得我好久都心神不定，总疑心蚂蝗会钻到头上去，晚上老做噩梦。因为我听到人讲，说有人喝进去一条蚂蝗，结果蚂蝗钻到这个人头上去了，把头都造空了，里面就像蜂窝一样。有一次他犯了事，他父亲抡起巴掌在他头上拍了一下，结果把头都拍掉了。这传说听得我心惊胆战，老是摸着头去按，看看是不是软的。我越疑心越怕，越怕越好像有蚂蝗在身体里。后来听说蜂糖会溶解蚂蝗，我陆陆续续偷偷地吃了不少家里的蜂糖，这种恐惧的心理才慢慢平复下来。
除了斫柴、做小工、砸石头，我还要去捡煤渣、拖煤炭。捡煤渣我一般是到公安局、阳家祠等有大食堂的地方去，炉灰宕都是在墙外，没有人管，等里面松炉灰时，有些还没有烧过心的炭掉下来，我就赶快把它捡上来，他们的炭好，镶在家里的劣质煤炭一起就好烧多了。
有时候放学比较早，父亲就和我约好，叫我一放学就赶到化肥厂工地去拿板车，要我先到石狮煤矿去买煤炭，等他收工后来接我。
有一次，我买了二百斤煤炭，没在原地等父亲，一个人拖着煤炭往家里赶，想尽量让父亲少走点路，父亲上班也很辛苦。从石狮煤矿到东楼里基本上都是比较平坦的沙子马路，我勉强拖过来了。到了东楼里岭脚下，我远远地起窜步想冲到岭上去，结果只冲到半岭上就冲不上去了。我的身子几乎和板车成了一条直线，双脚死死地蹬住沙子马路，头几乎要挨着了地面，大颗大颗的汗珠从头上掉到沙子路面上，一滴一个湿印子。就在我感到绝望要往后退的时候，突然，一股力量从后面推过来，我感到一阵轻松，我抬起头，抓紧车把，快速地向岭顶上冲去。待到顶上我才反过头去，原来是搬运公司的一个工人在帮我推！我在街上经常看到他，只是不知道他的名字。他走过来略带责备地说：“你一个伢妹子怎么拖得上岭唦！来，我来帮你拖。”说着，从我手里接过车把，套上拉绳，大踏步地向前走，我在后面要小跑才能跟上，直到过了丁田桥上了松树脑才碰到我父亲。直到现在我还记得这位曾经帮助过我的搬运工人，他那行走如风的身影一直印在我的脑海里。（待续）
来源：万载文旅
编辑：李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