县政府在旧社会里称作衙门，是个庄严肃穆而又威严的地方，解放后自然是为大众办事的场所。整个格局还是承袭了千百年来“左文右武”的习惯，左边有文化馆、图书馆（过去则有文昌阁），右边有武装部、公安局。
上世纪八十年代以前，政府大门是一个高大的圆拱形大门，前面一块十来米宽几十米长的空场，然后是大块麻石砌成的近两米高的坎，四道十来步的麻石台阶供人们上下。坎下有一排高大的锯树（枫杨树），估计有一、二百年的树龄，枝叶繁茂，浓荫蔽日。这种树爱生虫，我们叫它锯树虫，有大拇指粗，身上还长满了刺，样子很是狰狞，踩在脚下会爆出一滩绿水，十分恶心！锯树上还会长出一串串的果子，就像一串串耳环，满树满树的挂着，非常好看。2019年夏天我们一家到杭州旅游时，导游说杭州人把这果子叫元宝，确实也像个小元宝的样子，我们小时候经常会摘下来玩耍。
大锯树下政府做了一个篮球场，经常会在这里举行比赛，当时最出名的有江工厂篮球队，几乎打遍全县无敌手，其中有个我叫他“黑皮”的队员，身手非常敏捷，投篮命中率高，常常博得满场喝彩。后来有水泵厂队，更后来有万中队，尤其是我们这一届高中篮球队，由于有王霖霖、马长水等主力队员，年轻力壮，球风强悍，也在多次比赛中摘金折桂，深得观众喜爱。看比赛的人里三层外三层，密密匝匝的，我常常抱着弟弟或妹妹挤在这里看，一看就几场，手都抱得酸溜溜的。我十个兄弟姊妹，我起码抱大过六个。家口多都是大的带小的，哪有现在这样金贵。
篮球场上还举办过一次全县象棋高手比赛，两棵锯树之间挂着一个大大的棋盘，大概是两米见方的样子，棋手坐在下面下棋，手起子落，有人便报出步数，然后便有人把大棋子挂到大棋盘上去，球场上站的人密密麻麻但都看得到。常言道：观棋不语真君子。可是场上没有一个君子，好像他们比棋手更厉害，七嘴八舌该这样走该那样走。我那时候还不会下象棋，却当了一回真君子。
在我眼里，县政府是个很神秘的殿堂，里面的人都很了不起。小时候，常常看到有些当官的下班后，搬着藤椅坐在锯树旁的平台上乘凉，谈笑风生，一副高高在上的样子，我自然不敢上前去，只能远远地看着他们心生羡慕，哪里想到多少年以后我也会到这里上班！
1983年，县里办公基本上是三栋楼，前栋是政府大楼，后栋是县委大楼，在档案局下面的一栋两层小楼是人大和劳动局等单位办公。在劳动局我见到了鲍木生局长、谢荣乐副局长，还有徐瑞隆、林樽培、张芳友、郭金泉以及知青办的鲍国华、黎先茂等同事。就这几个人负责全县国营、大集体的劳动力调配、招工，工资调整、安全监察和知青档案日常管理等工作，我自然是做收发文、会议记录和协助他们打打酱油的事。如今，这些曾经的领导和同事已经走了六位，就剩下老徐、老黎和我了，但都已经白发苍苍，垂垂老矣！蓦然回首，岁月如流，历历往事，令人唏嘘！
1984年1月，我29岁时终于结婚了，老婆很不错，一米六二的个子，苗苗条条周周正正漂漂亮亮的。她还是我邻居同学龙喜萍的外婆介绍的，后来才知道是我同学胡秉荣的妹妹，还真是有缘呢！岳父母家虽然贫寒，但也没有向我要什么彩礼，我只是按照当时的风俗送了他们200元钱，骑着一辆崭新的飞鱼自行车就把老婆带回家了。要是像现在要十万八万彩礼，我可是要打一辈子光棍了！
当时我没有住房，还借住在一建公司宿舍。我向事务局申请要一间结婚住房，当时大院内住房也十分紧缺，但看在我结婚的份上，事务局在政府大楼与县委大楼之间左边一排老房子中，给了一间十几个平方的旧房作为我们的新房。我的邻居有政府办主任李福三一家、物价局龙副局长一家、县委办打字员朱素贞等。按当时的风俗，父亲亲自为我打了一张高低床、一张五斗柜、一架大衣橱，两只木箱，再加上我买的一架缝衣机，就是新房里的全套家具了。做饭都是在走廊上做，主要是炒菜，米饭都是放到政府食堂的蒸饭柜里去蒸。下班了，走廊上一片锅碗瓢盆的交响曲，一家炒菜家家都香。左邻右舍，非常融洽。
春节前，我家添置了一部二十四寸的凯歌黑白电视机，那时候，正赶上看《霍元甲》的电视连续剧，每到夜晚，那使人热血沸腾的粤语主题歌曲就冲出千家万户的窗棂，在小城的上空鼓荡，诉说着中华儿女不屈不挠的民族精神。
1984年，劳动局与人事局合并，称为人事劳动局，由王金兰任局长，欧阳春华、龙宜优任副局长。我在秘书股任副股长，宋外牙任股长。办公地点也搬到了大院前栋政府大楼一楼。这一年，全省开始搞以工代干转干，我因为高中毕业学历，工龄十一年，以工代干六年，同时担任了副股长职务，符合条件不用考试直接转为了国家干部。没满足条件的，在万载中学考场参加考试，考试及格的也都转了干。这次转干为各级政府储备了大批后备干部资源，为以后补充各级各类干部做好了准备。
1984年11月17日农历10月25日，女儿呱呱坠地来到人间，我又高兴又激动地当上了父亲。我的父亲为她取名为胡盼，意思是盼望我们还为他生个孙子。父亲的想法自然没有如愿，那个时候计划生育抓得十分紧，城里人无论生男生女都只能生一个，否则开除工作，回家吃老米。农村人头胎是男孩也不能再生了，头胎是女孩的，也得相隔五年后才能生第二胎。我心里虽然想生，但迫于形势谁敢违抗啊！再说我可不想丢掉这份好不容易得来的工作。只要有良心，女孩男孩都一样。
1985年6月，我在地区参加一周的安全培训回来，老婆告诉我她在局里帮我报考了电视大学，如果考上了，可以带薪脱产学习两年。我自然没有意见，只是担心数学基础太差考不上，其他语文、政治、历史、地理还好。数学一直是我的短板，恢复高考后的1977和1978年我连续考了两次，都因数学分数太低，总分离录取线都是相差十几分而名落孙山。后来在建筑公司参加全县职工文化考试，数学也只考了个30多分，在公司里还算高的。这次考电大我对数学是彻底没有信心了，只能寄希望于其他科目能多拿点分，能不能考上只能求上天保佑了。那时候我也没有成套系统的复习资料，也没有找人指导，数学我决定放弃，就是背了一些公式。其他科目也就是找了一些七七八八的书看，就这样糊里糊涂的参加了考试。
过了不久，考试成绩公布了，我的数学考了3分，总分才170多分，录取线好像是200分，又差了20多分！这辈子算是与大学无缘了！就在我彻底失望时，我突然想起我的历史、地理应该考得还好啊，怎么只有50多分呢？是不是老师统错了分啊！我即刻打电话到地委党校，请已经在那里读电大的同学郭敏和县人大的潘卫东帮我查卷。天遂人愿，在他们的帮助下，不出意料果然查到是统错了分，我的史地成绩整整少登了20多分！这样加上去比录取线还超出2分！
我庆幸在地委党校电大班有郭敏和潘卫东两位同学和朋友，要是没有他们帮我查分，这次电大又要与我檫肩而过了，那我这一辈子只能是个高中毕业生！
1985年9月，我终于以超过录取线弱弱的2分，进入万载县委党校党政干部管理专业电大班学习。进去之后我才知道，有几位同学数学都考了100分，好多人都是90多分，我才考了3分，可想而知，我要在其他几科上要比他们多考多少分才能上得了线！自此以后，数学考试成了我一生的噩梦，几十年来，因为多次梦到数学考试不及格，我一次次从绝望中惊醒。直到现在，数学还是我心理上最大的压力，一直在做着这个挥之不去的梦。
我自信入学以后，未必会比其他人差到哪里去。因为不需要考数学了，我全身都觉得十分轻松。毕业考试，除了《计算机语言》只考了67分（有数学因素在里面），其他十几门都考得不错，尤其是《中国文学》考了95分，在全班名列前茅！
我们电大班总共有21个学员，来自政府各个部门，年龄差距比较大，小的如徐安才19岁，大的如敖表才已经38岁了。女同学就袁玉芝和曾荷花两个，男女比例严重失调。
县委党校也是第一次办两年制脱产大专班，在辅导我们学习上投入了全部的人力和精力，从校长到教员十几个人都当过我们的老师，倾注了全部的热情。尤其是魏建生、胡晓芳、鲍智等几位青年教师，和我们哇得事来，相处得非常融洽，既是师生又是兄弟。班主任辛广礼更是冒日冒夜的在班上围着我们这些学生转，为我们取得好的学业付出了大量的心血，他诲人不倦的精神和长者风范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所幸我们这些学员都没有辜负老师们的期望，在政治上都很要求进步。后来，有的担任了在职正县级干部，其余都是正、副科级或主任科员、副主任科员。不幸的是，王珠玲、郭新平、钟国平、曾荷花几位同学因病或意外在2000年以后就陆续离开了人世，时时想起他们就会涌起无限的追思。
1987年上半年，为毕业论文作准备，也让我们两年紧张的学习放松一下，党校组织我们到外地考察。单位上批给了我200元钱旅差费，我们到了上海、杭州、南京、无锡等地。为了节省费用，在上海的时候，我和陈卫民都是吃的2元钱一碗的面条。那天我还差点出了一个洋相，在南京路上，我咔了一口痰正想吐出来，忽然瞥见一个带红袖章的老太婆尾随在我后面，她见我好像要随地吐痰，追上来要罚我的款，我一口痰还在嘴里支支吾吾说不出话来，陈卫民灵机一动说：“他是个哑巴！”老太婆这才面带疑惑的走了。南京路上十分干净，走上一天，皮鞋上都没一点灰尘。当然容不得人随地吐痰，乱丢垃圾。
在上海我们参观了大世界，在哈哈镜面前忸怩作态，丑态百出，但开心不已。晚上我们也结伴到外滩观景，灯影昏黄，江边的防洪墙边以及绿化树下全被密密麻麻的一对对青年男女占领了，尽管人挨着人，他们还是旁若无人地搂抱在一起，就像吃人一样在打呗呢！我们经过这里都看得脸红耳热，就像检阅部队一样匆匆走过。在外滩头里有几处“英语角”，不少大中学生围着外国人在练习口语对话，说不好的就用手比划着，外国人走开，他们又追上去，这种学习的劲头真正感动了我。
在杭州恰遇大雨，我的一双皮鞋全给打湿了，只得在附近的小商店里买了一双操鞋换上。什么西湖苏堤白堤一概没法去游览，大家只能缩在旅社里聊天。在南京参观了总统府，领略了那远去的威严和霸气。在无锡，我们到了鼋头渚，拍了好多照片。最后去了一个大型游乐场，里面的游玩项目很多，我和欧阳春生在坐过山车的时候，约好不闭眼睛，可是当那巨大的铁龙轰隆隆地在轨道上快速翻滚时，我还是心生恐惧，乖乖地把眼睛闭上了。
△ 西湖苏堤
这次外出考察，开阔了眼界，玩得很尽心。当然，大家也找了各自对口的部门进行了考察，最后写出了考察报告。
考察回来后，我们就开始了写毕业论文，我写的是关于人事劳动方面的论文，请当时在地委组织部工作的同学王光前当我的指导老师，得到了他热情的指点和认可。
两年的电大学习，从我的体会来说其实不比普通高校轻松，虽然有众多党校老师指导，但多数情况下还是靠自学，有的课程是广播讲座和录音，就连考试也是广播试题，十分严格。所幸我们都很努力，圆满地完成了学业，顺利地拿到了大专毕业文凭。
△ 电大班部分同学和老师合影
本文作者：胡学正来源：万载文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