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七三年十一月二十日，我们这批下放的乘着大卡车到了南门就各奔西东了，有去西线的到马步四里亭青年队、大桥清城青年队、深塘青年队等，去东线的有到鹅峰大窝里商业局五七农场青年队、鹅峰布塘青年队，三兴杭桥青年队、白良青年队、罗城垴子上青年队等等。我开初是分到三兴杭桥的，后来可能是商业局向县里要求，他们农场需要劳动力，于是就组建了农场青年队，而我不知怎么就临时调整到商业局五七农场青年队来了。这也是时也命也，大窝里离县城大概才七、八里路，如果是分到山区偏远地方就会绝了老命。
农场的人早就为我们准备好了住宿的地方，在一排平房里，每间房住2—3个人，床铺比较简单，两张凳上面搁一张大概三尺宽的竹板床，上面已经铺上了厚厚的稻草，我们把席子摊上去，软软的很舒服，满房间都是稻草的清香。后来又搬到了马路边原来一栋商店里，有三穿长房一间大厅，旁边还有一坡水的厨房和洗澡间。
商业局五七农场与鹅峰公社益莲大队隔着马路相望，有会议室、食堂、几排住宿的平房，还有仓库、篮球场、猪舍等。常驻人员只有10来个人，除了耕作农田和旱地，还要经营一个鸡场，平时每年接待几次商业系统到这里培训的学员。学员要参加业务培训，劳动时间少，单靠农场10来个人怎么作得了这么多田土？这大概是这里要设一个青年队的原因。
我们青年队有队员20人，七女十三男。那个时候下放可没有什么高低贵贱之分，我们之中有普通工人子弟，有社会青年，更有老红军的女儿、法院院长的儿子以及好几个科级干部、机关干部的子女，充分说明当时这些领导干部不玩权、不走后门，不把自己的子女留在城里，可见那个时候的干部思想多么纯正，这要是换到九十年代以后是根本不可能的事。而作为领导干部的子女，不摆谱、不撒娇，二话不说跟着下放，这也算是难能可贵了。
农场分给我们20多亩水田，几十亩旱地，十来亩桃林，由我们自耕自种，自食其力。对于农活，插秧收割我们在学校就做得很溜，但扶犁打耙播种育秧是绝对不会。好在县知青办给我们派来了一个姓辛的老农，农场林水根场长又是个作田能手，附近的人们都叫他“掌作”。而我们第一年和第二年的带队干部谢荣乐、杨长生，虽然他们分别是县劳动局的副局长、县委组织部副部长，但都是地道的农村出身，对农事都很懂。后来，我综合他们的形象和下放知青的故事，写了一首歌词《老农》，发表在江西省音协1994年第九期《心声歌刊》上。“记得当年下放在岭东，知青办给我们派来个老农。黑黑的脸膛粗糙的手，还有一张闲不住的口。他教我们桐子不是青苹果，他教我们麦苗不是嫩韭菜。我们的笑话闹了一个又一个，他的经验传了一代又一代。 记得当年下放在岭东，知青办给我们派来个老农。长长的大手巾围在腰，泥里水里带着我们走。踩他踩过的脚窝觉得很温暧，听他说说过去总是很感慨。年节里忆苦饭吃了一餐又一餐，我们在岭东呆了一载又一载。 算起来离开岭东十年又八载，不知道老农如今在哪块？真想回去再看看他，同睡一个被窝再吃一顿野菜。”在他们手把手的传帮带之下，大部分男队员基本上都学会了扶犁打耙等整套耕作技术。农活是重体力劳动，好在我们在学校挑沙子、在家里斫柴做小工练出了体力，担牛粪担大粪下田不会感到很吃力，就连我这个小个子也一样担着满满的一担大粪，少说也有七、八十斤，走一里多地泼到田里去肥田。高中毕业后，我的身高也突破了一米五，要是还像初中毕业那时一米三九，说得不好听人都冒粪桶高，哪里还挑得起粪！在这里一切都靠自己，没有谁来为你代劳。你要在这个大家庭生存，就得挺起腰杆承受劳动的重负。肩膀肿了腰压酸了，就像狗一样躺在草地上喘口气，等恢复了一点体力，又爬起来继续做。就是女队员也只有在那几天才能得到照顾，分派到旱地做事或者到厨房下帮厨。
后来，县里给我们分配了一台手扶拖拉机，耖田和整田基本上都不用牛了，不但减轻了我们的体力劳动，而且大大加快了进度。不过，最要命的还是“双抢”，头上太日头鼓鼓，脚下是水和泥浆。割下禾摞成一堆一堆，然后拖着桶房去打。“嘭—啪—嘭—啪”，稻把打在禾夹上发出沉重的声音，胸前满是禾杆上溅出来的泥水，一个人就像花老虎一样。为了抢收抢种，我们每天都要做到墨夜七、八点钟才会收工，这时候还要担着一百多斤重的水仔谷回队里，田塍路都几乎看不清了，在稀稀朗朗的星光下，只能大概看到一点影子。我踩着溜滑溜滑的田塍，眼睛又近视，只能凭感觉一步一步缓缓地往前挪，脚趾紧抓着泥地，生怕滑倒，等到了大路上才放下担子喘口气。捱到“双抢”结束，像我这样不经晒的人都成了非洲黑人一样，皮肤好经得晒的过几天又恢复了桃红花色。之后田里的事不多，也就是耘禾、开沟、撒草籽、秋收等一些比较轻松的农活。地里除了蔬菜要经常管理，其他也就是锄花生、挖花生，割番薯藤、挖番薯，平整土地种油菜、蚕豆等。后两年，到了冬天，我基本上都被安排给桃树剪枝。由于原来这里的桃树总是落果，几乎没有收获。我们来了之后，农场就把桃林交给我们管理。
一九七三年冬，我们请了县园艺场的龙师傅等人来剪枝，队里派我去学，后来县农业局在罗城办果树修剪培训班，队里又派我去参加培训。所以，这十来亩桃林后来就由我来伺弄。按照园艺场师傅教的修剪之后，加上松土施肥，打药杀虫，这片桃林终于结果了。在采摘前半个月，怕人偷桃子，我们除了白天巡查，晚上还派人轮流守夜。躺在桃林的草地上，望着星空，嗅着桃林里散发着香味的空气，想着自己的劳动即将有了成果，心里难免有那么一点点激动。 桃子采摘下来。除了分给每个队员和送给农场、商业局有关领导之外，我们还拖了几百斤到万载街上去卖。买的人无不夸赞说从来都没吃过这么好吃的水蜜桃！我至今都还回味无穷。大家的辛勤劳动有了回报，一九七四年底，我们每个人分了十几斤猪肉以及花生、番薯回家，家里父母还是显得比较高兴，看到下放的子女长高了长壮实了，吃的不但不要家里负担，还有拿回家来，那是从心里高兴呢！
我们成了纯粹的农民，只是菜没有农民种得好，往往接续不上。有时候没菜吃，就用米汤放点油盐加点辣椒酱油熬一下得菜，要不就切番薯丝加上大蒜辣椒炒来当菜，还是吃得津津有味。我们也会到老表家里去买糯米蒸糯米饭或打麻糍吃，或者到布塘村那边去买扎粉吃。其实万载的扎粉都是一样的制作方法，现在的人只知罗城扎粉，不知万载其他地方也会做。那时候都是用传统又常规品种早稻米做扎粉，做的时候既不会粘筛，煮或炒起来也不会碎，现在如果是用杂交稻做就会碎。很多人都知道这个诀窍，但是现在传统常规早稻都被淘汰了，种子都没有了也没办法。 “双抢”期间，新米出来了，那白花花的米饭真香，没菜也能吃两碗，正是长身体的时候，又是体力消耗最大的时刻，我就曾经一餐吃过一斤二两米，足足有三大碗，还觉得意犹未尽。
没事的时候，我们常常到离我们二、三里远的布塘青年队串门，都是一届的同学，互相都认识，看看他们过得怎么样。晚上，也结帮到附近村子里去看露天电影，然后踏着月色回去队里。那时候的文体活动，都是自娱自乐，农闲时男队员在场部打打篮球，有时候还会到鹅峰中学去比赛。女队员喜欢唱歌，有几个还唱得很好，听起来挺有专业水平，两本《战地新歌》基本上都被她们唱会了。还有的队员吹笛子、吹口琴，吹得馋水噼潎，面子鼓鼓，也是苦中作乐。有一天，我们到鸡场去担鸡粪，经过鸡场场部，一条刚生了狗崽的母狗突然窜出来追着我咬，在我左腿肚子上连咬两口，一时鲜血淋淋。主管鸡场的林副场长见状连忙跑过来把狗打开，随即从煤炭凼里抓了一把煤泥往我伤口上搽，说黑东西可以消毒。尽管他们说不是癫狗，但我当天还是到县防疫站去了，连续打了十五天狂犬疫苗才放心，由于煤炭没有洗出来，至今腿肚子上还留下了两条蚯蚓状黑黑的伤疤。
1974年底，带队的谢荣乐副局长回单位去了。1975年换了县委组织部副部长杨长生带队，到年底也回去了，其实带队干部也不是每天都呆在队里，他们还要做好单位上的一份工作。老农也按县里的规定走了。这两年期间，队里也陆续有人参军，有人被招工到煤矿、供销社工作，有人被推荐上学，有人转到别的青年队去了。我虽然也参加过当兵和煤矿招工体检，但都因为眼睛近视而没有录取。
1976年以后，青年队就完全靠自己管理，剩下的人已经是人心涣散，大家都在为自己的前途担心，惶惶不可终日。
自从下放以后，我坚持了业余写作，主要是写现代诗和歌词（前期主要与张新文同学合作歌曲）。基本上每周都要跑一两趟县文化馆（这里要感谢林水根场长，我经常借他的自行车骑到县里去，要是他不在就只能冒险爬路过的拖拉机回去），把稿子面交给陈宏德和易定国老师，当面向他们请教。务前街文化馆门口两边各有三个橱窗，作为县里文化部门的宣传阵地，经常会把作者的作品刊登出来，我的作品也经过老师的指导得以在那里经常亮相，路过这里的人们不时会停下来驻足浏览。是以几十年以后，人们还记得这些作者的名字。1975年我参加县委党校理论学习班，在大会上都是用诗歌的形式发言，引起了会议的关注。由于间或会参加文化馆和地区（市）文联的业余作者培训，我的文学素养逐步有了提高，从1975年开始便经常有作品在地区刊物发表，冥冥中这些都为我以后改变命运和职业生涯打下了基础。
1976年9月的一天，我回家走到双虹桥头现在街心花园前，突然听到广播筒里响起了哀乐，随即传来毛主席逝世的消息，一时间，街上的人都停下了脚步，驻足聆听，脸上都是肃穆悲痛的表情。我看到很多人都捂着嘴巴无声地在抽泣，我也鼻子发酸，默默地流下了眼泪，心里慌乱起来，没有了毛主席，国家怎么办？我们怎么办？
当然，国家的事情不是我们底层的小老百姓能操心得了的，我们老百姓的命运也只能随着国家的命运改变而改变。
伟人已去，但我们还得活下去。在城里呆了两天，我依旧要回青年队。在家里吃过晚饭，我和另一个队友相约上路，从东门出城，经过鹅峰供销社，沿着这条不大不小的老路走到大畲口就可以上大马路。其中要经过几个山坳才到达小岭亭，从小岭亭下山才到大畲口。顾名思义小岭亭就是一个山岭上的过路亭子，过去这里的山岗上林木森森，风景优美，斫柴的人经过这里都会在这里歇歇脚，唱唱山歌，因而古人把这里定为万载古八景之一“小岭樵歌”。传说旧社会这里在月黑风高之夜，常常会有“打闷棍”（就是拦路抢劫）的人。我和队友扛着一只箱子，经过这里时已经晚上八点多钟了，一路上一个人影都没有碰到，四周静悄悄的，没有月光，到处是墨黑墨黑的，风吹得松树呼呼响，树丛里好像随时都会窜出人来。我们两个都十分紧张，寒毛都吓得站起来。我悄悄地对队友说，等下万一有打闷棍的，我把你的箱子保护好，你就拿扁担捅得去。我们一步一步往前挪，大气都不敢出。所幸“打闷棍”的终究没有出现，我们平安地下山，来到了大畲口马路上，紧张的神经才算松弛下来。
我想或许是祖宗保佑吧，小岭亭那边松林里，曾经有我祖父的墓地，还是灰沙抹的，像个馒头形状，父亲带着我去扫过几次墓。最后一次去却遍寻无着，可能是造林的人把墓平掉了。
此时青年队就剩下三、四个人，就在这对前途几乎绝望的时候，好消息从天而降，我父亲在县建筑公司争取到了一个补员名额，通知我去县里参加体检。可是不知是商业局还是哪里作梗，竟然还通知我一个队友也去体检，竞争这个补员。我心里就纳闷了，他又不是建筑公司的子弟，凭什么跟我竞争呢？何况补员是照顾本单位多子女无子女或少子女参加工作的家庭，我家里是十个兄弟姊妹，只我哥哥参加了工作，怎么样也得我去啊！最后，建筑公司江宗淹书记和汪庚生经理主持正义，尽管我的体检表上医生注明“不适宜高空作业”，还是录取我进了万载县建筑公司。至此，我终于结束了三年多的知青生涯。
本文作者：胡 学 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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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万载文旅
